对于行政程序，最为典型、最经常困惑认识主体的莫过于效率价值与民主价值之间的冲突与选择问题。

[67]但是，正如上文所论述的，这样做完全是病急乱投医。四、孔教者，平等主义，非督制主义。

因此，在近代早期才产生原始状态的学说。古代的自然法不具有规范性而仅具有道德批判之功用，或者说它只反映了一种道德秩序而非法秩序，而作为高级法的现代宪法却内在于一个法律秩序之中并作为其起点和顶点。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宗法制度拟制出来的规范重要，还是皇帝的血缘亲情重要，几乎成了无解的难题。20世纪初持论最为激烈时的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儒教：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权说法，而不为民权说法，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其次，孔子学说中至为核心的孝悌观念即便基督教徒也不会反对，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生活在俗世之中。

[4]在宪政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当今，他们又许诺了宪政理想的实现。[49]See Hans Kelsen: 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State，trans by Anders Wedber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p. 405-407. [50][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页。公安、毒品监管部门和执法部门主要针对的应该是国际犯罪、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或恐怖主义等等。

当然，国外也有定罪，但是在红灯区里面它是正当的。最后是对他们的权利进行保护。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有共识，没有太多的问题。为什么刚才说的酒驾不能入刑呢，因为犯罪有四个要件，最起码要有一个主观方面，而毒瘾和精神病人一样，在这方面是不符合的。

首先，它跟宪法自由权的保障是相冲突的，以简单的行政程序，剥夺公民法定的人身自由。我说你们是精神分裂症。

国外的整个趋势是非罪化。教育首先是在尊重人权的前提下实施的，如果连人权或者尊严都不给他的话，那你如何去教育他？ 褚宸舸副教授提出几个问题供讨论：首先，是我们对性工作者法律政策的问题。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戒毒条例》做出了相应解释）。前几年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北京市公安局某领导说，吸食摇头丸的只要抓住两次就强制隔离戒毒。

自劳教制度废除以后，收容教育问题也慢慢浮出了水面。作者简介：褚宸舸(1977- )，男，山西汾阳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禁毒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禁毒法学、宪法学、法理学。我建议以后有机会再开几次这样的讨论会。褚宸舸副教授回应：社区戒毒三年，再强制隔离戒毒三年，再社区康复三年，一个人一辈子有多少个九年？一个公民，因为他吸了毒，我们就把他投入到一个自由受到限制的系统当中，像下水管道一样，他就出不去了。

劳教制度废除以后，违法行为矫治这个空档已经产生很多法律问题。与谈人姬亚平教授谈收容教育的合法性问题：首先，要对收容教育进行定性。

仅仅一个卖淫嫖娼行为，经过拘留、罚款，最终还可能要收容教育6个月以上，就好像一个小偷偷了一块面包，给他的惩罚是剁掉双手一样。总之，需要多学科交叉研究。

第二，《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的依据既没有失效，国务院的办法也不违法。那就成了警察国家，纳税人承受不了这种管理方式。只要有机会，就会复吸。儒家强调，性与食一样是人类出自本性的欲望，而这种欲望不是一般的欲望，是一种强大的欲望。与谈人邱仁宗教授针对CCTV宣传毒驾入刑的做法提出批评：立法者要非常注意，不要跟着媒体的情绪去转。那么这样，这个制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第三，对艾滋病的防治产生不利的影响。

老婆、家庭的问题还是一种私人的。收容教育制度就是一种中间管制型的制度。

一个是17岁的在校大学生，在足浴店内女方接触了他的生殖器官，然后被收容教育了。段万金律师回应：这是私密的，（老婆）不知道的情况下。

《禁毒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吸毒成瘾人员有拒绝接受社区戒毒。他的人生就顺着这个管道往下走。

全称是《同性恋犯罪和卖淫问题调查委员会报告》，这个报告曾引爆战后英美法理学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大论战，其中就包括哈特和德富林有关运用法律实施道德问题的讨论，这个话题后来一直绵延到德沃金、拉兹、菲尼斯等人。贩毒是另外一个问题，和吸毒是两回事。性工作首先有两点难以挑战。吸毒我觉得与其偷偷摸摸地在地下进行，不如让它暴露在阳光底下，接受国家的监管和救助，可能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冯卫国教授回应：邱老师提到社区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他们的宗教人士，和尚、尼姑、神父、牧师，这些人都参与。

主管部门应该放在国家卫生和计生委的疾病预防控制局的精神卫生处，由其主管毒品依赖和成瘾者的治疗工作。另外，目前色情业如何严格依法规制？我认为，是可以把它完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

所以，作为我们律师来讲，从实务的角度通过个案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促使政府做出一个更好的决策。其次，收容教育的规定是与《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有冲突的，我们认为收容教育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但实践中变成了行政处罚。

真正严重的问题就要法院定罪，像贪污、腐败，限制人身自由的问题。西北政法大学教务处处长、博导王麟教授、公安学院副院长冯雪教授、禁毒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褚宸舸副教授等进行了发言和点评。列宁说：对于卖淫现象的任何‘道义上的愤慨99％都是假的，都无助于取消这种妇女肉体买卖的事情：只要雇佣奴役制存在，卖淫现象也就必然存在。联合国的数据统计，近几年中国女性性工作者的人数大约有600万左右（指发生性行为的）。

最后，我无意得罪中国的女权主义者，我依然从道义上和道德上来讲，站在一个道德保守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对性工作者采取什么样的一种性的规制？性是一种与个人高度相关的隐私，规制性行为是非常困难的。

翟晓梅教授回应：美沙酮门诊是真正有利于吸毒成瘾者重新走上社会的手段。现在有的吸毒者并不希望有那个记录。

公安有时为自己执法方便搞一些不太科学的标准或者内部做法。医疗机构并没有认定病人身份的权利，公安机关要求医院上报吸毒者的信息。